“鲁研”界的众多研究成果中，一直将鲁迅《一件小事》的写作时间记作1919年11月。但具体是1919年11月的哪一天？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落实。
写作时间的“谜团”
《一件小事》最初发表在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上，但这次发表并未注明写作时间。
1923年8月，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。《一件小事》被收录其中，但该文末尾注明的是“一九二○年七月”，这个时间是鲁迅1922年5月中旬编《呐喊》时凭记忆补写的。此后在各种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和各种重印的《呐喊》单行本、选本中，“一九二○年七月”这一时间一直被照录于《一件小事》的文末。
但是“一九二○年七月”这一时间并不准确。因为在195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中，第一卷对《一件小事》的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作了一个注：“本篇最初可能发表于一九二○年七月的北京《晨报》，因为一时还未找到这一期的该报，所以未能确定。”这就意味着，“一九二○年七月”一说的依据并不确凿。
直至1981年十六卷本和2005年11月十八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中，第一卷查证了《一件小事》的发表时间为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《晨报?周年纪念增刊》”。写作时间是一个推测：“据报刊发表的年月及《鲁迅日记》，本篇写作时间当在1919年11月。”这里的注释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包子衍《〈呐喊〉〈彷徨〉琐记》有关部分的文字。包子衍在抄录了鲁迅日记中涉及《一件小事》的内容后，写道：“如果这样，此文当作于1919年11月间。”
《一件小事》究竟写于1919年11月的哪一天？这就需要查阅当年相关时段《晨报》上的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出版预告，再参照时任该报“文艺”栏作者的周作人、胡适和鲁迅自己的日记。
写作时间的确定
北京的《晨报》出版“周年纪念增刊”的决定，公布于1919年11月26日至30日这五天的每日该报第二版右上角，字号大、加粗框，非常醒目，题为《本报周年纪念大增刊豫告》。预告是这样说的，包括“小说”在内的各“门”文章“皆请海内名家担任编述”。这里的“编述”是指“供稿”。《晨报》编辑部是在得到全部作者的“编述”承诺之后，才登出“周年纪念增刊”的广告。从周作人、胡适和鲁迅的日记中，可以得知报馆是在这年11月上旬陆续发出约稿信函的。
周作人在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“文艺”栏发表了译品《圣处女的花园》。而从他1919年11月的日记中可知，他是10日下午“得晨报社函”、13日译“小说《圣母的花园》”、15日写《圣处女的花园》译后小记、20日寄“晨报社函小说稿一篇”的。周作人译“俄人库普林”短篇小说在发表时易名为《圣处女的花园》，与其日记中记载的《圣母的花园》不完全一样。译文署名“起明”，这是周作人的笔名之一。
胡适是1919年11月15日答复报馆，同意供稿。据胡适当年日记，他本来是计划一周后的11月18日晚为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写稿，但因故未能按计划完稿。直至11月27日的日记中，才记有“作诗《周岁》”。这首名为《周岁》的诗后来发表于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，并排于同一版面上鲁迅《一件小事》之前。
由上可知，周作人在1919年11月10日“得晨报社函”，胡适在1919年11月15日“写答《晨报》信”。可以初步确定：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向作者发出约稿公函的时间是这一年的11月中旬。
据鲁迅日记，他在1919年11月19日“得晨报馆信”。那段时间，鲁迅正忙于装修其在北京八道湾所购房屋的琐事，他到“单位”取信并不及时。
再查鲁迅日记，他和周作人一家是1919年11月21日上午“移入八道湾宅”的。22日上午，鲁迅才写信给报馆，答应为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供稿。而23日正好是星期日，这天下午鲁迅接待了一批来祝贺他们乔迁新居的老朋友。在处理完家庭琐务和必要的迎来送往后，为兑现22日给报馆供稿的书面承诺，在23日晚鲁迅写了《一件小事》，24日下午把《一件小事》原稿寄给了报馆。
这就是鲁迅日记中1919年11月22日和24日的两天所记上午和下午分别“寄晨报馆信”的实际内容。
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：鲁迅《一件小事》写于1919年11月23日晚，一周后发表于12月1日的《晨报周年纪念增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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